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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“地下刊物”引燃的激情岁月
发布时间:2014-6-18 10:53:12    阅读次数:5491

 

/刘青松

“一阵阵告别的声浪,/就要卷走车站;/北京在我的脚下,/已经缓缓地移动。/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,/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,/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:永远记着我,妈妈啊,北京!”

19681218下午四点零八分,一列满载知青的火车准时启程。就在这趟由北京开往山西汾阳的列车颠簸的车厢里,20岁的郭路生(笔名食指)写下了这首让无数知青落泪的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。诗中,离开、送别的场景,猝然把我们拽回了那个激情昂扬,而又混乱、凝重的年代——

在“文革”的背景和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时代号召下,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,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青春大迁徙,2000万左右的知识青年纷纷离开家园,涌向农村。于是,一代人的命运就此转变。

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满怀狂热地奔赴农村的,有人甚至写血书立誓要一辈子“扎根”在农村这一广阔天地,建设出一个“红彤彤”的社会主义“新农村”。但当握笔的手要转而熟悉笨重的农具时,这些来自城里的柔弱知青不知所措了。很快,沸腾的热血在冰冷的现实中冷却,理想渐渐在无休止的体力劳动中幻灭,他们普遍感到了青春的迷茫、人生价值的失落,被蒙骗被抛弃的痛楚,及清苦生活给予的无边苦闷。

他们急需找寻一个精神家园。而“地下文学”无疑是一片能抚慰心伤蕴藏希望的沃土。之前,经过多年的孕育与准备,一些地下文学作品已经颇为流行,如《九级浪》、《第四次慰问》、《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》等小说,都是被广为流传的。这种“松动”的气氛滋养了一些文学青年,也助长了他们的胆量,让一些人有了搞文学的念头,并以此来排遣青春的苦闷,为长期被压抑在底层的不满,找一个情绪的出口。

而与小说相比,诗歌的成就更高。这些诗歌在“地下”被偷偷创作,靠口头传播,或以手抄的形式流传。人们甚至至今不知道它们作者的名字,但,正是它们,滋养了一个时代的诗情。历史上著名的朦胧诗人群体,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历史的前台。

地下文坛:年轻人的狂妄

“白洋淀诗群”一向被看作“朦胧诗”的先驱。这个诗群指1969-1976年间在河北安新白洋淀及周围地区插队并开始写诗的一群诗人,也包括一些和他们有密切交往的其他诗人,其代表人物有多多(栗士征)、芒克(姜世伟)、根子(岳重)、林莽(张建中)等,北岛(赵振开)、江河(于友泽)也多次到过白洋淀,与“白洋淀诗群”过往甚密。

这群诗人多为北京高干子弟,身份的优势让他们得以接触到一些西方现代文学作品。当时,这些被称作“黄皮书”的作品都是作为“内部资料”印刷的,一般人很难读到。诗人陈默的话便是很好的佐证:“70年代初,北京青年‘地下阅读’黄皮书热潮,同时在白洋淀展开。除去被查封的《奥涅金》、《红楼梦》等外,这些青年还读到了刚刚译出供‘批判’用的《麦田守望者》、《在路上》及一些现代派诗作。这些自由不羁的灵魂诉说,使他们饱享了偷食禁果的快乐,也开启了他们的心智。”正因为如此,他们才可能在稍后社会有所转机时,造就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年轻时的芒克(左)与北岛

 

那时,插队生活无聊而悠闲,年轻人没事就写。“大家往来比较多,都热衷于写诗、画画,才形成了一个气候,称为地下文坛。年轻人很狂妄,大家互相之间还较劲,促使你写更多的东西。我们写诗最狂热的时候是1972年、1973年。”芒克说。《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》一书记述了1973年芒克和多多“赛诗”的故事,两人相约每年年底,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,交换一册诗集。结果,多多完成了《回忆与思考》、《致太阳》、《教诲——颓废的纪念》和《同居》等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;芒克则写下了《城市》、《天空》、《白房子的炊烟》、《十月的献诗》、《我是风》等较为明媚、饱满,洋溢着自由主义气息的诗句。这两人的“决斗”式写作,为后来崛起的“今天派”诗歌留下了第一批成果。

“办个文学杂志,现在是时候了”

1978年,思想的冻土慢慢开始解冻。这年初秋的一个夜晚,在酒水杯盏的轻声触碰中,北岛、芒克、黄锐等几个年轻人齐聚黄家小院,谈论着心中的诗歌理想。“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,现在是时候了。”北岛突然提议。

很快,北岛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文化沙龙里的朋友,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。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。

当时,为了给刊物拟定名字,大家围聚在一起讨论了很久,都没有讨论出结果。突然,芒克灵机一动,脱口而出“今天”这个词,众人连连叫好。于是,就有了一代人精神世界里永不落幕的“今天”。

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。因为经费的短缺,纸张都成了问题,好在黄锐当时在工厂宣传科打杂,可以顺带“顺一些”。大家把自己得来的纸张凑在一起,积少成多,颜色深深浅浅的,纸张总算有了。“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。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……直到最后一分钟,谢天谢地,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。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,谁累了就睡一会儿,醒了接着干。有的刻版,有的印刷。最初由于技术差,没印多少,蜡纸就起褶破了,还得重刻……从1220号起,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,吃的是炸酱面。22号晚终于完工……”多年以后,面对记者的提问,当时的情形北岛仍然历历在目。

这些诗歌开始在人们手中传抄,传遍大街小巷,并逐渐引发了一场毁誉参半的诗歌运动,成为当代诗歌史上一个被大写的事件。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北岛等人被迅速推上精神领袖的位置,一呼百应。刊物在第一期发表了两首很有分量的诗歌,北岛的《回答》和舒婷的《致橡树》。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/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,”“告诉你吧,世界,/我——不——相——信!/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,/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。”这是一种能让热血燃烧的诗句,那种怀疑的精神,那种找回自我的勇气,代表了当时青年的普遍心声,一个时代、一个群体的感受在北岛这里得以抒发。作为“文革”后最早的爱情诗,舒婷的《致橡树》通过形象的比喻,对旧伦理、传统婚姻观作出了否定:“我如果爱你——/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,/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”,“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,/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”无论作为群体的人,还是作为个人,无论是以男人的嗓子喊出自由个体对历史的怀疑,还是借女性的视角寻求一种精神的独立,他们呐喊的目的都是要把“人”提到历史的前台,给人一个表达自我、展示自我的机会。于是,他们试图走出去,试图获得人们的支持。

到了第二期,一方面有第一期的张贴、宣传做铺垫,一方面,也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征订工作,刊物开始向外界出售。“每期印一千册,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”,读者分布范围较广。从湖南进京参加作品研讨会的韩少功,一口气便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几十本,回去送给朋友。因为销量的攀升,第二期起刊物运营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,也有了盈余开展活动,还买了新的滚筒式油印机,结束了纯手工制作的时代。

197948日,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,同年10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。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——和出版《今天》一样,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,但无人理会。”北岛回忆。青年陈凯歌也在朗诵者的行列,当时他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,负责刊物在电影学院的宣传。

《今天》的创刊号上,有这么一句:“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,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,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,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。”正如北岛所言,这朵真正“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”,它的开放,是穿越了血泊与刀光剑影的。在这一片刀光剑影中,朦胧诗人开始呈现出自己清晰的群像:他们一方面揭露和批判着青春岁月曾遭遇过的黑暗,一方面以积极的姿态寻找着光明,流露出淡淡的英雄主义情结;而最根本、最透彻的,还是关于“人”的书写,写一代人精神深处人性的觉醒。借助朦胧诗这股人的觉醒的潮流,一代人又重新拾起了面对生活的真诚和勇气——也许这才是历史深处最重要的真相。

一代人的真诚、狂热和感动

他们“上山下乡、插队、失学、失业、待业,他们没有受到革命的传统教育,甚至没有受到正常的教育,有些是在饥饿中长大”。

这里的“他们”,是一代人的群体塑像,历史不愿写下具体的名字——一个时代的车轮从亿万个肉体上轰然碾过,但历史的记载里,没有他们——他们的名字是空白的,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空白的,伴随着青春的是深深的失落感和对自我努力找寻而不得的迷惘。“在没有英雄的时代/我只想做个人”,这不仅仅是北岛一个人的心声,也是众多的“他们”内心的真实写照。

十年浩劫,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苦痛记忆。当历史紧绷的情绪松动,他们准备言说的时候,无法不将这段记忆诉诸笔端,而这,也几乎是他们诗歌写作的主要资源。

可是对于诗人来说,那种痛苦太过曲折、深刻,用直白的语言是很难表达的;又加上时代对思想的钳制,诗人们为了一首诗常常铤而走险,曲折、朦胧地表达也是一种需要。有一位诗人说得有点俏皮,但恰恰道出了一点“真相”:“当时我们既想用现代的手法但又下意识地担心因文字而被定罪,所以写的时候会多拐几个弯。”而七八十年代之交,也正值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涌入,许多朦胧诗人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,开始运用象征等艺术手法,这也是让朦胧诗看起来“难懂”的重要原因。

但朦胧诗并没有因为“难懂”而失去读者的拥戴,朦胧诗人们像枪林弹雨中的战士一样,被读者尊为英雄和代言者。不需要别的什么,一群人的狂热,足可证明这是个诗人的时代——

198612月,《星星》诗刊举办的“中国·星星诗歌节”在成都拉开序幕,“诗歌万岁”、“诗人万岁”的呐喊迅即弥漫整个会场。而此前,两千张门票早就抢购一空,一些没弄到票的读者冲过防线,通过窗子爬进会场,激情澎湃中一片大乱。“大量读者冲到台上,要求诗人签名,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。诗人们招架不住,赶忙逃进更衣室,把灯关掉,小偷般缩在桌子底下。有人推门进来问:‘顾城、北岛他们呢?’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,战战兢兢地用手一指后门:‘从那边溜了。’于是,听众顺着诗人手指的方向潮水般往后门涌去”,诗人刘春在其著作中截取了这么一幅珍贵的历史画面。

时任《星星》副主编的叶延滨后来回忆,对此次诗会的动态,“成都3家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前先报告15分钟”,“举办讲座的票由2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,是当年人们40元钱工资的一半”。“我主持会场”的那天,“讲演厅6道大门挤坏了5道,椅子被踩坏了几十把。所有的听众都挤到了讲台的跟前,前胸抵后背,没有一个人肯坐下来。为了防止踩踏事故的发生,我站在讲台上向听众鞠了三十几个躬”。当年的面孔,令人如此地感动,当诗歌传达了一种信仰,代表一群人大胆言说的时候,整个时代都会为之动容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1985年上大学的央视名嘴白岩松回忆:“听说顾城要朗诵诗歌,我们大老远地跑去沙滩一带寻找……大小伙子大半夜地写诗歌,热泪盈眶。”在其随笔集《幸福了吗》中,他甚至感慨地说,“如果问我哪一本书被我翻看的次数最多,除了《新华字典》与课本,就是《朦胧诗选》。……这几乎是一本诗歌的圣经。”

但是,这个“全民为诗歌疯狂”的文学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。进入20世纪90年代,商业浪潮袭卷而来,许多诗人放下笔,下了海。而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也早就四散各地:北岛出走国外,2007年搬到香港,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,顾城他乡自杀,舒婷改写散文,芒克改做画家。只有少数人还在坚持创作,但那个热气腾腾的诗歌时代再也无法重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来源:《文史博览》2012年第2期,责任编辑叶 筱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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